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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本、范式、范例:第三個歷史決議對新中國史研究的方法示范
      發布時間: 2022-08-31    作者:朱漢國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22-07-25
        字體:(     ) 關閉窗口

        第三個歷史決議與新中國史研究筆談

       ?。劬幷甙矗菪轮袊闪?0余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成績斐然,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隨著新中國歷史的向前推進,新中國史研究也呈現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促進新中國史研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對新中國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是黨的歷史上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為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和根本遵循。為進一步學習領會決議精神,更好地推進新中國史研究,推動新中國史“三大體系”建設,本刊特邀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楊鳳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朱漢國,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員宋學勤,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光耀等長期耕耘在新中國史研究與教學領域的學者,從大歷史觀、方法論、敘事體系、時空觀念等角度撰寫了相關文章,以饗讀者。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個歷史決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全面梳理了黨的百年奮進的歷史,系統總結了黨的百年奮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第三個歷史決議不僅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歷史意義,而且對于我們認識歷史發展、總結歷史經驗、探求歷史規律,尤其是對新中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第三個歷史決議昭示的史學認識和方法,為新中國史研究樹立了典范。

        大歷史觀為我們多維度審視新中國史提供了范本

        所謂大歷史觀,就是將歷史置于長時段、遠距離、寬視野來探究其發展過程、特征及其趨勢。大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體現。唯物史觀使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突出的貢獻即基于長時段社會矛盾運動的考察,揭示了人類社會形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歷程,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客觀基礎及其發展規律。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指出:“馬克思的天才,馬克思的影響經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從歷史長時段出發,制造了真正的社會模式”。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始,就以唯物史觀作為認識歷史和社會的理論基礎。早在1921年1月,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便明確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矛盾演變的長時段考察,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為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進程中,習近平在多種場合倡導全黨要樹立大歷史觀,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提高治國理政能力。2018年5月4日,他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指出:“只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12月18日,他又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提出了大歷史觀,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在負責起草第三個歷史決議的過程中,習近平明確指出: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要堅持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第三個歷史決議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時,始終堅持大歷史觀,從宏觀上、整體上把黨的歷史置于歷史發展的長河和廣闊的空間背景來分析,全面總結了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第三個歷史決議昭示的大歷史觀,為我們多維度審視新中國史提供了范本。

        大歷史觀要求我們從長時段、遠距離、寬視野來審視新中國的歷史發展,探析新中國史發展內涵,揭示新中國史發展趨勢,評價新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

        第一,新中國史是五千多年中國歷史的接續。中國歷史悠久,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經過數千年歷史積淀而形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不畏艱險的拼搏奮斗精神,成為新中國歷史發生、發展的文化底蘊和不竭動力。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近代革命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了中華文化的創新和發展,迸發出巨大的社會創造力。經過70余年的砥礪奮進,新中國已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實現了騰飛。自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新中國史已進入悠久中國歷史上最炫麗的時期。

        第二,新中國史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關于新中國史與黨史的關系,至今學界仍有不同的認知。一種觀點認為二者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目標,應加以嚴格區別;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于新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發展的,在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新中國史就是黨史。究竟應如何認識新中國史與黨史之關系?大歷史觀為我們提供了辨析二者關系的視角。無論新中國史還是黨史,都不是孤立發展的,二者之間是互相包納的。我們既可在新中國史視域中審視黨的領導力、執行力對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意義,也可在黨史視域中檢視新中國發展對黨史的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所開展的實踐活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成功經驗,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既能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也能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大歷史觀觀之,新中國史既是黨百余年來奮斗史的輝煌篇章,同時又對黨史敘事提供了有益補充,彼此共同書寫了百余年來黨的光輝歷史。

        第三,新中國史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中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俄國十月革命創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十月革命影響下,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國家發展道路,決定“走俄國人的路”。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創建了新中國,并成功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的成立,不僅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而且顯示了社會主義強大的生命力。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盡管也經歷了極其曲折的過程,尤其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中國經受了考驗,頂住了多方壓力,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新中國70多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令世界看到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希望與前景。

        第四,新中國史是當代世界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在人類歷史上,新航路開辟后世界開始連成一體。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充分表明,各國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發展,既受世界大環境的影響,反之也影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v觀新中國70多年的建設和發展歷史,應該說,中國的建設成就一方面受益于借鑒世界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和發展中國家的互助,另一方面,中國在建設和發展中開辟的新道路、提出的新方案,尤其是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先進的國家治理模式也極大地推動了當今世界歷史進程。70多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不能離開中國。

        總之,第三個歷史決議昭示的大歷史觀為我們全方位、多視角審視新中國的歷史方位提供了范本。

        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創建了新中國史研究新范式

        自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闡述范式理論后,范式問題逐漸成為學術界討論的一個關于研究方法的話題。如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經常會聽到“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沖擊與回應范式”“國家與社會范式”等。這些范式從不同視角考察中國近代歷史的演進,促進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史學研究范式涉及從何種視角來觀察歷史進程,涉及歷史發展的主題、歷史研究體系、歷史敘事方式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新中國史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兩種研究范式:

        一種是從國家發展史視角來觀察新中國歷史進程,可稱之為“國史范式”。對此,程中原認為,新中國史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鞏固和發展的歷史”。朱佳木則在《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一文中更加詳細闡述了新中國史研究的對象、內容及發展主線。他認為,新中國史“是中國歷史的現代部分或當代部分”,其研究對象就是“1949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內(包括領空、領海、島礁)的社會及社會與自然界相互關系發展變化過程”,其研究內容“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教育、文化、外交、軍事等內容,也包括人類活動造成的生態災害,或氣候異常、地震、泥石流等等給人類造成的自然災害”。新中國史研究就是“通史研究”,其發展主線不是單線條的,至少有三條,即“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爭取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三條主線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共同影響和左右著新中國史的發展。應該說,現今出版的有關新中國通史類著作大多秉持“國史范式”來構建其研究體系,闡述新中國史的演進脈絡。如當代中國研究所著的五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各卷內容基本是按通史體例來構建其框架,內容涉及新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國防、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

        另一種是從社會主義建設史視角來觀察新中國歷史的演進,可稱之為“社會主義史范式”。對此,李力安認為,新中國史“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史”。張啟華則進一步指出,新中國史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在現今出版的有關新中國史著作中也不乏持“社會主義史范式”來闡述歷史發展進程。如郭大鈞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全書三章的題目分別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可見,該書中新中國史的主線就是社會主義發展史。

        第三個歷史決議基于唯物史觀,以歷史大視野,把百年黨史和七十余年新中國史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揭示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而創造性地提出了黨史、新中國史研究的新范式。我們可把這種研究范式稱之為“中華民族復興史范式”。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第三個歷史決議把新中國70多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二是從改革開放到中共十八大召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三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各項建設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v觀70多年的新中國史,就是一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其進程中的三座豐碑。

        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新中國的成立,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紀元”。此后,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實現了從落后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的歷史性轉變,并逐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新中國史之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意義,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物質基礎。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又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實踐證明,改革開放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之路: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突破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興辦深圳等經濟特區到上海浦東開放開發,從搞好國營大中小企業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從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等等,這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使人們擺脫貧困并富裕起來,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提升。從改革開放后到中共十八大,新中國史之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意義,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2012年中共十八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又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牢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論新思想新戰略,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推動新中國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進程。

        第三個歷史決議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創建的“中華民族復興史范式”,對我們準確把握新中國史的主題,構建新中國史的主線,進一步深化新中國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

        基于正確黨史觀提出了可資新中國史研究的方法范例

        正確黨史觀是學習和研究黨史的基本觀點和方法。第三個歷史決議運用正確黨史觀對黨的百年奮斗偉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總結,提出了一系列可資新中國史研究利用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范例。

       ?。ㄒ唬┯镁唧w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看待歷史

        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在談到如何研究黨史時就明確指出:“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鄧小平認為:“每個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只有采取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分析和總結,才有好處”。2021年2月,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也明確指出:“要樹立正確黨史觀”;“唯物史觀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在負責起草第三個歷史決議過程中,習近平更是強調要以正確黨史觀來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

        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看待歷史,既是研究黨史的基本觀點,也是研究新中國史的態度和方法。例如,要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我們就必須堅持上述觀點和方法。一方面,我們要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觀點評價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去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應該看到,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剝削制度,通過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我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堅實的制度基礎、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用聯系發展的觀點去認識這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統一關系。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的方針政策及實踐層面有很大的區別,但兩者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并不是社會基本制度的區別,不是領導國家建設事業核心力量的區別,更不是國家建設目標的區別。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實行的都是社會主義制度,領導國家建設事業的核心力量都是中國共產黨,國家建設目標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用辯證的、聯系發展的觀點去看待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兩個歷史時期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沒有改革開放前打下的理論基礎、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難以起步。但沒有實行改革開放,并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偉大成就。

       ?。ǘ┮獪蚀_把握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

        毛澤東在談到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時曾指出:“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毛澤東要求我們重點研究黨的路線和政策,實際上就是要求我們在研究黨史時要重點把握好黨史的主題主線。習近平在談到如何樹立正確黨史觀時也明確指出:“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準確把握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是正確黨史觀看待歷史的基本態度和方法。第三個歷史決議基于正確黨史觀準確把握了黨百年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為我們如何研究新中國史提供了方法范例。研究新中國史,不能局限于個別細枝末節,而要準確把握新中國史的主題主線。那么,什么是新中國史的主題主線呢?

        如前文所述,第三個歷史決議已經昭示了新中國史的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構成了新中國史的主線。目前,學術界關于新中國史的主題主線仍有不同認識。例如,有觀點認為新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就是建設現代化國家,新中國史就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如從現代化視角來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建設工業化國家目標的提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四化”建設的開展,到改革開放后“小康社會”的建設,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央關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建設現代化國家也的確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

        歷史發展的主題究竟是一個還是可以多個?歷史發展的主線究竟是一條還是可以多條?鄧小平在談到世界時代主題時曾指出有兩大主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由此,我們也可理解新中國史的主題可以有多種表述,主線也可以多條呈現。筆者認為,這些主題是互相聯系的,主線是并行不悖的。不同歷史主題的表述,只是觀察歷史發展的視域不同、視角不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主題主線下,實際上蘊含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強國建設的主題主線內容。但不論何種表述,新中國史研究必須準確把握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不拘泥于個別細節,這是我們研究新中國史的基本態度和方法。

       ?。ㄈ┮_對待歷史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

        歷史發展道路并不是一路平坦,總會經歷一定的崎嶇與曲折。黨在領導全國人民奮進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經歷了失誤與曲折。如何正確對待黨在歷史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明確指出,我們要“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第三個歷史決議秉持正確黨史觀,在充分論述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的同時,能正視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出現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等給革命事業帶來的教訓,能正視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經歷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等失誤給建設事業帶來的慘痛教訓。第三個歷史決議對黨史上失誤與曲折的正確認識,為我們深化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范例。

        在新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取得了偉大成就,但也存在失誤。新中國史研究該如何看待失誤與曲折?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社會上有一種議論,認為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我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出現了一系列失誤,因此錯誤地認為這一時期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主要是失誤。有人更是把新中國歷史描繪得漆黑一團,如我國臺灣地區的高中歷史教材對新中國歷史并未能做實事求是的評價,無視新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是用大量篇幅渲染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誤。為了貶低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其教材還故意把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人民收入、教育發展等數據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

        能否正確認識新中國史上的成就與失誤?這實際涉及能否準確把握新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問題。要正確看待新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失誤與曲折,還是應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毛澤東在談到如何認識黨史上出現的錯誤問題時明確指出:“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分析態度”,筆者認為應包含以下幾種:

        一是要分析失誤和錯誤的涉及面,是個別、局部現象還是普遍、全局性的問題。如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以及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出現的“過于簡單劃一”問題,只能算是個別的、局部性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雖在當時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但一經發現,很快得到了糾正,因而并沒有影響我國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也未影響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但如“文革”的出現,時間之長、影響之廣,則是全局性的錯誤,導致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生嚴重曲折。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文革”與“文革”時期等同起來。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述:“文革”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但在“文革”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并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因此,我們應當徹底否定“文革”,但不能簡單地否定“文革”時期全體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這一時期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二是要分析造成失誤和錯誤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曲折,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從客觀上說,在“一窮二白”的農業大國進行建設,物質基礎不夠,為了發展工業,加大了對農業、農民的征收,這既影響了農村建設,也影響了我國工農業的協調發展。另外,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不夠,缺少經驗。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雖然在蘇聯的幫助下,我國很快恢復了國民經濟秩序,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但在新中國前30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失誤或錯誤,一定程度上是受蘇聯經驗的影響。從主觀上說,出現的失誤與錯誤,與我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有關。應該說,因主觀因素導致的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這也是我們在新中國史研究中需加以重點總結,要引以為鑒。

        三是要把失誤和曲折與同期所取得的成就置于同一歷史時空中加以分析,并用聯系發展的觀點準確把握歷史發展的主流。新中國前30年的歷史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失誤與錯誤,但在同一歷史時期內,我國仍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如工業方面,經過連續幾個五年計劃,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方面,通過興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此外,在科技、國防、外交等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因此,縱觀新中國前30年的歷史,我國確實出現了一些失誤,有些失誤甚至是全局性的。這些失誤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其教訓極其慘痛。對此,我們絕不能掩飾,否則我們難以吸取教訓。但我們也不能夸大其影響,更不能由于前進道路中出現失誤與曲折而全面否定新中國前30年歷史。如果把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現的失誤置于新中國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我們就不難看出成就是主要的,失誤只是局部的。如果把70多年的新中國史比作一條歷史長河,取得的成就就是主流,失誤只是支流??v觀新中國70多年的歷史,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并取得偉大成就,始終是新中國史發展的主流。

        伴隨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的推進,新中國已走過70多年歷程,新中國史研究也經歷了從初創、發展到繁榮的過程。如何深化新中國史研究,仍是我們史學研究工作者需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第三個歷史決議是一篇正確認識、分析、總結、書寫歷史的經典文獻,它昭示的史學認識、史學研究態度和史學研究方法,無不為我們深化新中國史研究樹立了典范。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圩髡吆喗椋葜鞚h國,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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